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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動的情緒在中國工廠工人中蔓延

來源自: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upply-drops-china%E2%80%99s-factory-workers-are-more-restive

受到來自香港的工運活動者的影響,廣東工人要求政府嚴格執行中國的勞動法規

作者:Antita Chen(悉尼)

2015年5月21日首發於YaleGlobal

中文翻譯: 全球化監察

中國的官僚們都十分清楚,要想升官就必須“維護好社會穩定”,既把一切騷動都扼殺在萌芽狀態。於是越來越多的罷工遭到了猛烈鎮壓。

 

去年中國有報導的抗議活動之中,有大約三分之一是與勞工問題有關,其中大多數是由農民工發起。農民工佔據了中國產業工人總數的大約60%,而出口製造業更是幾乎全部使用農民工作為勞動力,為世界各國生產商品。香港以北的廣東省是出口製造業工廠最為集中的省份,因此也見證了最大規模的工人抗議浪潮。

 

抗議大多是因欠薪、低薪或工作環境差所引起——這些都是由於雇主無視法律而造成的。而工人們只有廠方管理層和地方政府機構無視他們的訴求之時,才會選擇走上街頭,用堵塞交通的方式引起政府的關注。根據香港一家NGO估計,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11起大型工廠罷工演變成了工人與員警之間的暴力衝突。

 

比起柬埔寨、印尼和孟加拉等其他亞洲國家不同,中國工人尚未對政府政策提出挑戰。他們既沒有迫使政府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也沒有要求政府取消對農民工限制頗多的戶籍制度,更沒有試圖建立獨立工會來取代碌碌無為的官方工會,雖然由政府控制的工會常常允許廠方管理層指定工會代表。

 

但是勞工抗議正在經歷改變。工人們第一次開始要求遠高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加薪;一些人意識到他們需要真正的代表,於是抗議中開始出現了要求舉行廠區工會民主選舉的聲音,以求取代被管理層控制的工會支部。

 

去年,超過四萬名工人在位於深圳的一家大型鞋廠發動了過去三十年間廣東最大的罷工。該廠隸屬全球最大的鞋類製造商——臺灣裕元,專門為國際大牌代工運動鞋。這些罷工者有一個不同尋常的訴求:他們要求裕元補償多年欠下的工人社保。按照深圳市相關法規,工廠繳納的社保基金應為工人總工資的13%。

 

今年四月初,另一家鞋廠的五千名工人要求工廠補償多年未繳的住房公積金。法律規定工廠應繳的公積金份額為工人工資的5%。大部分農民工都是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出來打工,多年以來,很少有人會考慮退休金或者住房公積金的問題,雇主更不會主動依法繳納。當工人幹到三四十歲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吃了大虧。幾千名工人的欠繳款項積累下來能到達數百萬美元,這對公司財務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一項調查顯示可能只有20%的公司為工人繳齊了相關款項。

 

一些外國資本不斷尋求更廉價勞動力的特性也加劇了工人的擔憂——投資者正在把生產線從廣東搬到工資更低的地區,包括中國的內陸省份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國家。舉例來說,越南已經超越中國,成為美國服裝市場的最大進口國。一些廣東城市,諸如曾是臺灣企業最喜歡的建廠地的東莞,現在正在經歷去工業化。一些公司在搬遷時乾脆拒絕履行義務,不顧欠下的大量工資和社保一走了之。

 

農民工群體的人口統計學變化加強了工人抗爭的意願。過去提到農民工,給人的普遍印象是沒經驗、受教育程度低、順從的未婚年輕女性,可如今這已不再具有代表性。過去在勞動密集型的製造行業,如玩具製造和電子產品組裝,年輕女性能占到工人總數的80%。雇主不願聘請男工,覺得後者不如女工靈巧聽話。受雇的男工主要從事重體力勞動或危險工種,比如衝壓或電焊。但2004-05年出現了年輕女工短缺現象,工廠便放棄了歧視男工的招工政策,現在就連服裝行業也使用了很多男工。

 

直到十年前,絕大多數農民工還是會在體力黃金時期過後回到農村老家生活。但如今,他們更多選擇想辦法留在城市繼續工作。這些四十多歲的工人意識到如果想在退休前拿到應得的社保和住房補貼,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正是推動這些福利訴求的中堅力量,相比之下,年輕的工人則更熱衷中為加薪而鬥爭。

 

受益於靠近香港,廣東的勞工維權行動是整個中國最具活力的。二十年前,香港的NGO就開始悄悄地越過邊界設立勞工NGO了。這些NGO一邊小心地避開政府機構,一邊為遭遇非法用工行為的工人出謀劃策。從那以後,由中國大陸居民運營的勞工NGO、工人中心以及勞工法無償顧問也在全省蓬勃發展起來。結果廣東工人對自身合法權利的理解要強於中國其他省份。

 

今天大陸NGO的工作人員很多是中年男性,並且往往有在工傷事故多發行業工作過的經歷。在工作中失去手指、手掌甚至是整條手臂之後,他們走上了通過法院索賠的道路,曠日持久的法律流程將他們訓練成了“草根”法律專家,繼而開始幫助其他工人打官司索賠或討要工資。地方政府和國家安全機構機構將這些NGO視為破壞穩定的煽動者或“顏色革命”的馬前卒。習近平上任兩年以來,廣東地方政府一直在對這些NGO和法律諮詢機構進行打壓。

 

NGO的工作人員在採訪中表示,地方政府監聽了他們的手機和電腦,對他們的行蹤進行監視,並三根半夜闖入他們的辦公室,盤問他們都開展了什麼活動、聯繫了什麼人。政府還更頻繁地命令辦公室的房東將這些NGO趕走,以至一些NGO需要頻繁搬家,而至是他們不能和基層工人建立穩定的聯繫。

 

在採訪中工作人員還表示出了對打壓的恐懼,並提到許多同事都已離開,留下的則討論一旦被捕應如何應對

 

最近幾個月來,這種騷擾已經升級為暴力。四月發生的一起事件便是很多例證之一:該月上旬員警在處理一家日資企業的罷工中使用了武力,而一名NGO工作人員去看望受傷的罷工女工之後,在醫院門口被一夥暴徒毆打,隨後又被員警扣留。被員警之後,他在警察局門口再次遭到蒙面匪徒襲擊,以至需要住院治療。來自其他NGO的同僚在看望這名傷者之後,不當做了偷偷摸摸的是,反而把自己的名字在網上公佈,這種行為可視為對當局的公開挑戰。香港的一家工會和幾個NGO也發起支持行動,希望引起人們對此種打壓的關注。中國的勞工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目前,中國的罷工和抗議還是局限在個別工廠,但是局面正變得緊張。如果廣東政府不解決工人的訴求,那麼多個工廠協調展開的抗議活動可能很快就會爆發。

 

Anita Chan是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教授,也是《The China Journal》的主編之一。她已經出版了一系列書籍,最近的一些包括《Walmart in China》、《Labour in Vietnam》和《China Work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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