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關注反全球化運動的人，對於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的名字一定不會感到陌生。他是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也是頂級主流經濟學家中，絕無僅有的對目下的全球化過程抱鮮明批評態度的人。他最近推出的新書《讓全球化發揮作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orton, 2006）是他近年對這個問題的第四部通俗著作，也是我覺得最好的一部。
這部書的第一個特點是它的全面性。它包括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係中幾乎所有我們能想像得到的問題。它討論了貿易，知識產權，天然資源問題，環保與全球氣候改變，跨國公司，外債負擔，以至國際外匯貯備，國際組織的民主化等問題。它不但對每個問題都作出了深入淺出的討論，還提出一系列爭取改革的目標，這些目標組成了一個實現另類全球化的過渡綱領。
經濟學分析
經濟學家一般給人以保守的印象，經濟學教導我們的仿佛就只是市場的偉大。這是十分不幸的事情。用知識產權為例，有一種觀點認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強，科學技術革新就進行得越快（儘管它可能造成一些分配上的不公平現象，而對這些不公平的現象的考慮則制約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強度的最優選擇——經濟學家會這樣分析）。本書作者認為這“經濟觀點”似是而非，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都不能成立。
他首先指出今天大部分重要的發明都是在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進行的，而這些基礎研究的結果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免費給其他人使用的。沒有聽過哪個數學家對他的數學定理擁有專利權。科學成果總是建基於別人的（也許很大量的）成果上，如果每人在使用別人的成果之前都必須得到別人的批准，這將會使他的研究裹足不前，也許他花在來往專利局途中的時間，比花在研究室中還要多。作者接著特別分析了制藥業的情況。他指出WTO限制發展中國家廉價生產由國際藥廠持有專利的藥物是不合理的，這種強專利制度不僅對發展中國家不利，還減慢了醫藥發明的速度。用主流經濟學的術語，這既是個公平的問題，也是個效率的問題。
作者在全書各個問題上的分析，都反映了這個精神：今天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格局，並不能用經濟原理去合理化，它不僅不符合它們的利益，還不符合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這種格局不過是發達國家保護某些部門的狹隘利益的結果。
“資源的詛咒”
從思想方面來說，本書最新穎的地方是專門辟出了一章來討論所謂陷進“（天然）資源的詛咒”的國家的問題。“資源的詛咒”這個說法，首先出現於Richard M. Auty 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ve Thesis”。它指出在天然資源（指石油礦產等不可再生資源）豐富的國家的精英集團天然傾向於單純依賴其資源，而不著力於發展正當的工商業，也不熱心于健全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設。在較好的情況下，單從國民收入數字看這些國家有些甚至可以列入最發達國家行列，但一旦資源開採完畢，它就會打回原形。在較壞的情況下，這些國家中的精英集團甚至不惜為爭奪資源而內戰，分裂國家，或展開區域戰爭。
斯氏在其新書中指出，對於資源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問題，發達國家負有難辭其咎的責任。他指出跨國的石油公司，採礦公司對落後國家政府官員的行賄，欺騙和它們之間的共謀壟斷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更糟糕的是，這些行為一直受到發達國家的默許甚至鼓勵。舉例說，歐洲許多國家十年前仍然容許它們的公司的行賄活動，行賄不僅合法，而且還是可以當作正常開支來抵消稅項。
九十年代中葉，在法律不健全，人民不知市場為何物時，俄羅斯把天然資源私有化，這對它的經濟發展不單沒有幫助，還產生了一批財閥，因而陷進了“資源的詛咒”而不能自拔。俄國的私有化是在IMF的建議下進行的，斯氏指出IMF以至美國都要對俄國的陷落負上責任。
關於“資源的詛咒”的討論，歸根到底是落後國家在今天的世界資本主義環境能不能發展成為發達國家的問題，或落後國家能否發展成為健全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由於斯氏在著作中沒有談到這個重大而深遠的問題，我覺得有必要補充一下社會科學中兩個相關的文獻：一個是市場與其他制度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綜合不平衡規律。
市場失效與綜合不平衡規律
七十年代的資訊經濟學革命指出：市場並不如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言那麼完善，它的健全發展必須有其他制度（法治，言論自由，公民社會，等等）的發展相配合。而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配合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才完善化成現在的樣子。（舉例說，今天美國的煙草公司不得不對消費者作出大額的賠償，或微軟要在美國和在歐盟為它的壟斷行為作出賠償，這些都是馬克思時代所不能想像的。）可是，今天的國際環境並不容許發展中國家有充分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市場和法制。關於跨國公司，發達國家，以至IMF等的行賄，偽善，和有意無意的錯誤建議，我們前面已經提到。但非常吊詭的是，外國發達國家的完善的金融體系與法律制度，往往減少了發展中國家完善自己的法制的需求。俄國是個很好的例子。俄國的財閥把錢放在美國投資，得到充分的保障，比留在俄國要安全得多；相反，如果國外沒有這麼完善的體制，他們倒會認真想想怎樣好好地發展自己的法制。
關於落後國家的發展，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托洛茨基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綜合不平衡規律和不斷革命論，指出在落後國家要實現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地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種理論強調了後進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時所面對的獨特的困難。這同 “資源的詛咒”的研究不無共同之處，也許發展經濟學中對於“資源的詛咒”的方興未艾的研究也可以從托氏的理論所表現出來的宏大視野中得到啟發，而托洛茨基的理論可以得到充實和現代化。
另類全球化的綱領
斯氏在本書中指出了頗為詳細的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綱領（見另一文章）。這樣的綱領有助我們在共同的目標下發展壯大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要求目標大多在別的場合由NGO，學者，以至發展中國家提出來過，而不是作者一人想出來的。這反映了另類全球化中的多元參與。
這些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但也有個別的重要的要求有待討論澄清。以全球氣候變化為例，為了降低全球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各國都必須作出相應的配合。作者正確指出了為各國的排放量上限作出規定的困難，因此建議用統一的排放稅來代替為每個國家規定一個排放量上限，又建議這種稅收收入由各該國自行處理。為什麼統一的排放稅率就是公平的呢？就更有說服力呢？斯氏的建議並不是顯然易見的。
這本書的立場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向發達國家爭取，因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統治集團沒有作出應有的批評。但我們不能否認斯蒂格利茨也許有非黑即白的傾向，這事實上與他一直以來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高度表揚也是相一致的。這一局限是讀者應該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