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此文是有關國際氣候談判的理解。從一個國際認知的角度上來說，我們不能否認聯合同的氣候會議提高了各國人民對於氣候變化的著緊度。要制定一個全球性的氣候政策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延續這重由上而下，由大國至小國的決策方式，則不能達至公平，也不能真正解決氣候問題。
作者：Nick Rowley教授，悉尼大學悉尼民主網絡
原文於2015 年4月7日刊登
中文翻譯：全球化監察
人們期待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出現突破的希望破滅了，但這並不意味著談判完全沒有進度。（EPA/Henning Bagger/AAP）
今年年底的巴黎會議，將是繼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以來，關於氣候變化的最重要的國際會議。現在距離會議時間還不到半年，今年會議成功的機率有多大呢？而且，「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呢？這一次又是否可以避免及解決之前幾次會議出現的失誤和挑戰呢？
為了理解這些問題，讓我們先來解開三個經常聽到的迷思，同時也正是這些迷思窒礙了全球對氣候變化問題達到一個適當的一致回應。
迷思一：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已經失敗
社會上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就是20多年來的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一直都在浪費時間。其實並不是。這些年來的成果包括：得出各國對大氣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負責方法、設立資金獎勵採取這些措施的國家、報告及核實減排量，並且制定了國際法中最具強制力的協議之一——《京都議定書》。如果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提供的談判大會，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雖然已證明1997年的京都協議是有缺陷的，但它直接影響了多國政策的制定，例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以及國家碳排放預算的立法，例如英國的《氣候變化法案》；更不用提數量眾多的、促進可再生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政策和激勵措施。
我們感無奈的不是國際談判進程已經失敗，而是至今所達致的成功，跟氣候變化相比較，只是局部的成果，遠遠不能有效降低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單是指責倡導者和談判者於事無補，主要原因還是該問題的複雜性、化石燃料帶來的利益權力，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化經濟本質。我們應該把對國際談判進展成果的失望化成讓我們加倍努力的理由，不要放棄制定多邊協定的挑戰，以有效應對這個影響我們全人類的問題。
迷思二：談判大會只是為了說服各國簽約
儘管這些年來，氣候問題被傳媒和許多環保組織定性為二元問題，即把我們劃分為支持氣候變化行動，或不支持；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從沒有碰過及解決過具備如此規模的問題——一個沒有界線限制的問題，一個跟後工業社會基建密切相連、帶動那麼多經濟增長、改善人類生活而引發的問題！
讓我們成熟一點來看這個任務的艱鉅性：我們需要全球性的、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來改變我們的能源、電力和運輸體系。
在發電、配電和用電方面所需要做出的改變，其實就像電子通信在過去20年來為我們帶來的變化。不過有一樣重要的區別：電能方面的改變，不像電子革命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帶來無限可能性的世界，而是現時我們大部份人所享受的電力帶來的舒適便利，將維持不變。對用家來說，以太陽能或風力發的電，看起來、嗅起來、用起來或感覺上，不會說比煤炭發的電要好。
繼續以這個比喻為例，能源革命不會提供一個把你簡單的老式電話升級成光滑設計、具備幾百種用途的智能手機的電力；而是說，你那老式的固網電話依舊，只不過背後運用了不同的技術。
要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大幅降低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是一個非常複雜及「邪惡」的問題。我們多希望這是個直截了當的問題；可惜的是，關於這個問題，英國的氣候經濟學家史登爵士（Lord Stern of Brentford）是正確的，他對氣候變化的挑戰的描述令人難忘——「一個具備不確定性、複雜的、跨時期的國際集體行動的問題」。
如果這只是關於同不同意定出一些比以往更遠大的目標，以及以一些乾淨能源來代替「邪惡」的化石燃料，那要達致成功並不難。但，現實並不是這麼簡單。
有效的氣候政策不只是關於碳的定價，要做的還有更多：必須改變城市和土地的發展方式、確保我們珍惜和保護森林、讓我們能生產出乾淨的電力和運輸系統，以及不需要依賴燃燒化石燃料來獲得我們所購買、所享受的一切東西。
一些國家將不得不繼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煤炭發電，因為除了以可再生能源來發電外，其他的例如以乾淨能源來製造混凝土、鋼和鋁方面，也仍然面對著重大的技術挑戰；而且，儘管現時已有電動車，要完全改變石油作為運輸的主要燃料的狀態，需要做出轉變的就不僅僅是私家車的車隊。交通運輸涉及的不只是人的移動，大家桌面上所有的東西都是靠燃燒化石燃料來製造、再運到我們面前的。
儘管有那麼多的詳細分析、嚴謹報導和報紙專欄評論，氣候變化的相關政策仍然不成熟。第一個國家氣候變化政策還是克林頓總統於21年前才推出的。要制定用以應對如此規模、並具備所需之影響力的政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過程中不免失敗、學習，而且正如所有富有意義的變革一樣，我們還要付出一定程度的損失和成本。
迷思三：我們只需要各國「看見曙光」
很多主張制定目標宏偉的氣候變化政策的人士仍抱著錯誤的希望，他們以為那一點一滴的真理、光明和智慧可以通過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的某個時刻就突然串聯起來。他們首先把這種希望放在京都峰會上，然後是蒙特利爾，繼而巴厘島，然後是著名的哥本哈根會議，現在，則是今年的巴黎會議。
雖然我把這個觀點描述為一個迷思，但實際上它是對政治權力的運作以及國際協議的制定的一種天真無知的理解。鑑於該挑戰的複雜性及挫折性，鑑於它為我們的氣候帶來的風險，逐步增加的改變才有可能實現。
我們都不喜歡這樣；然而，我很幸運地觀察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表現。他作為一個談判代表，試圖從其他人釀成的、猶如火車失事的殘局中挽救些許的國際協議，儘管其效力是何等微小。這是艱難的工作，而當奧巴馬所能做到的只是避免會議的徹底失敗，這只說明了此挑戰是加倍艱鉅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挽救哥本哈根會議的任務是有效的，但其後的言論透露了他的無奈。EPA/Soren Bidstrup/AAP
作為一個出色的演說家，在離開丹麥首都的時候沒有發表豪言壯志，只是冷靜地接受迄今政治處理氣候問題的失敗，及表示我們需要加倍努力：
「這在國家內政已經很難，在國與國之間將更加艱難…… 艱鉅的工作更需我們不可麻痺，而是要勇往直前，在你所處的狀況下做出最好的，然後從那裡不斷努力改進，取得進展。」
總統沒有念稿子，他很沮喪和疲憊。而，他是對的。
哥本哈根後，這五年來發生了很多變化。多國的國內氣候變化政策出現極大的混亂，澳洲是一例，但我們不應因而無視這些重要、並在很大程度上是積極的發展。
因此，雖然我堅信不應錯誤期望巴黎會議將帶來巨大的成就，或徹頭徹尾的災難，但還是有理由讓我相信今年是可以達到顯著和積極的成果的。
英文原文：http://theconversation.com/the-road-to-paris-three-myths-about-inter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