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大戲在今天全球勞工動盪的“震中”激情上演，西方社會卻知者寥寥。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即將為您揭露中國社會“激情燃燒”的勞工政治，及其為左派所提供的教材。
中國的工人階級，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幻想中，就如同一尊兩面神。其一面常常被描繪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得勝者，其崛起之勢如破竹，摧枯拉朽般擊潰富裕國家的工人階級。試想，如果一個來自四川的中國農民工樂意以十分之一乃至更低的價格從事生產，遠在美國底特律或法國雷恩的工人階級的抗爭哪裡還存有任何希冀？
另一方面，中國工人也經常被形容為全球化的受害者，是那些第一世界的消費者們悲天憫人的良心之所寄。他們忍辱負重，為了我們的iPhone和毛巾，隱忍地接受剝削。同時，我們是他們唯一的救贖者，或者接受他們的源源不絕的傾銷商品，或者乾脆仁慈地為他們而戰，推動“我們的”跨國公司為其獲得人道的對待施以援手。
如此迥異的觀點，其背後的寓意是，對於富裕國家的左派來說，勞工抗爭已付歷史之塵埃。這些抗爭是腐朽和墮落的。第一世界的工人們，已被當今的制度寵溺壞了。他們以整個世界的悲慘遭遇為代價，享受著奢侈和富足，卻有何臉面一邊強調著“第一世界有第一世界的問題”，一邊提出更進一步的物質要求？不管怎麼說，面對如此強大的競爭對手，一切的抗爭似乎都是徒勞的。
把中國工人描繪成另類——不管是境遇悲慘的下等人，還是競爭對手——如此戲劇性的描寫只是一廂情願地給中國勞工賦予不可承受之重的角色。中國工人實際上遠非洋洋得意的勝利者，他們面臨著與西方工人一樣殘酷競爭的壓力，而這一切也都一樣操縱在資本主義的魔掌中。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隱忍絕非令他們成為異類的關鍵。
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的確在戰鬥。經歷了30多年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化改革，中國如今無疑是全球勞工動盪的中心。官方數據的缺乏亦不能否認，即使保守估計，中國每年也有成千上萬的罷工在發生著。因為不存在法律依據，他們全都是所謂的野貓罷工。以此推算，在一天裡，幾個甚至幾十個罷工都有可能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角落裡時刻上演著。
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的確在品嘗著勝利的果實——罷工令他們的工資大踏步地增加，遠超任何具體的法律標準。工人的抗爭問題日益嚴峻，中國政府和資本被迫選擇推行一系列的勞工立法，效仿1930年代的美國。最低工資成雙位數百分比攀升，社會保險首次真正落到實處，此類現象在如今的中國比比皆是。
工人的抗爭已經持續增長了近二十年。而就在過去的兩年間，其間更是經歷了質的變化。
如果說中國工人的經驗對於第一世界的左派來說有任何的鏡鑒意義的話，那麼找出這些意義則需要一個對於這些工人獨特狀況的全面檢視。他們的境遇，在今天的中國，令人喜憂參半。
過去二十年的抗爭，中國工人的鬥爭策略基本相通。有問題找領導，是第一位的。當然，他們的要求往往被忽視而得不到滿足，特別是提工資要求的時候。
罷工便應運而生，並且往往可以起作用。罷工從來不是官方工會發起的，因為中國的工會都附屬於中共，並且在企業裡基本上被管理層控制著。罷工都是工人自發的，並且基本上都跟官辦工會的意見相左，後者總是鼓勵工人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所謂的法律途徑，包含工作場所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都是個別化矛盾的手段。加之國家和資本陰謀苟合，使得這樣一個制度對於解決工人的委屈抱怨基本上無所適從。制度的設計者實際上僅僅是出於預防罷工的考量罷了。
21世紀都過了10年了，工人罷工的原因還主要停留在欠薪這樣的議題上。工人的要求簡單明確：勞有所得。對超過既有法律標準基本上沒有什麼期望。過去和現在，違法行為永遠比比皆是。所以這種極度防衛式的抗爭手段也就有了其深厚的土壤。
罷工伊始，工人放下手裡的活兒，呆在車間或者廠區。令人驚訝的是，管理方在罷工期間基本上不會雇傭“工賊”來替代工作，所以罷工的工人也基本上不會設立糾察線封鎖工廠。*
有時候管理方很難搞，事態這時候便演變為“上街”，目的其實是引起政府的注意——社會秩序被擾亂了，政府才能收到風聲。工人有時候還遊行到政府大院，或者乾脆把路給堵了。這便有些冒險——政府能夠偶爾支持工人罷工，也就能夠暴力鎮壓他們。即便最後妥協了，工人也往往需要為這種公共遊行付出一些成本，比如組織者被抓、被打甚至坐牢。
這些都算小菜一碟，如果對比一些更為驚險的情形。比如工人暴力罷工，毀壞機器和工廠、騷亂、謀殺老闆乃至對抗警察。這些鬥爭方式其實都頗為常見，特別是在大規模下崗裁員或者破產整頓的時候。譬如在2008-09年西方經濟危機期間，出口加工產業受創，大規模裁員時有發生，就發生了一些極端的對抗行為。一會兒我們會談到，工人中現在可能已經存在一種針對警察的敵對情緒。
相較於此類激烈抗爭的諸多華彩，“農民工”這個群體的一種靜默的鬥爭方式也許並不奪目，卻構成了這樣一出壯麗篇章最為基本的大時代背景。如今，農民工已然不再對東南沿海地區出口加工行業那些“爛工作”如往昔般趨之若鶩。
“民工荒”肇始於2004年。對於一個擁有超過7億農民的國家來說，很多人當時對於這個現象不以為然，認為不過是短期震盪罷了。然而，八年以後的今天，一個結構性變革顯然已經發生。經濟學家們熱衷於此，競相究其因果，在此不再贅言。不過沒有人會懷疑一個基本的前提假設，那就是沿海地區——廣東、浙江、江蘇等等——中大量的工廠，已很難吸引和留住工人了。
不論具體原因為何，最重要的是勞工短缺已經拔高了工人的工資，並且提升了其在市場中的要價能力。這個能力他們可是已經開始實實在在地利用了起來。
2010年，發生在南海本田變速器廠的罷工及其所引致的罷工浪潮標誌著一個轉折時代的誕生。
從那以後，工人的抗爭有了嶄新的特點。分析家們給予了足夠多的關注。最重要的一點是，工人採取了進攻式的鬥爭方式。他們要求高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資，並且在很多罷工中提出了改選工會代表的要求。當然，他們並不要求獨立於全國總工會（全總）之外的工會，因為這只會激起國家機器的強制鎮壓。但是堅持改選工會的動議代表了工人政治訴求的萌芽，即使這些要求只是簡單地在公司層面得到了組織。
罷工潮爆發於南海。在那裡，工人曾經連續幾周抱怨著低工資和探討著停工的主意。然而沒有人想像過，最終的罷工竟然僅僅由一個工人發起——譚志清（化名）只是簡單地碰觸了一下緊急停止的按鈕，就輕易地停止了廠區兩條生產線。這一切發生在2010年5月17日。
工人們走出了廠區。一直到下午，管理方都要求工人返回車間工作，並且開展協商。生產事實上當天就繼續了，不過工人也形成了初步的決議，要求工資每月增加800元。這個數字是一個普通工人現有工資的50%。
更多的要求紛至遝來：重組企業工會——當前的工會面對工人的抗爭基本上碌碌無為；同時工人們還要求為兩名被解雇的工友複職。對話期間，工人又走出車間。罷工持續至一個禮拜，本田中國全部組裝工廠都由於缺少零部件供應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停工。
與此同時，南海罷工的消息點燃了整個中國產業工人抗爭的火種。報紙頭條不斷地講訴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一浪高過一浪，本田鎖廠也現罷工》；《7萬工人參與，大連罷工潮波及73家企業，工資平均增長34.5%》；《本田系工資罷工衝擊低成本生產模式》。在每一起罷工中，大幅度的工資增長都是主要的要求。有些罷工中，工人還要求改選工會，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進步。
在這一系列連鎖罷工中，其中一起由於其鬥爭性和組織力而顯得格外耀眼。6月19和20日兩天正好是一個週末，電裝公司——某日資豐田零部件供應商——近200名工人秘密集會，商議罷工計劃。會上，他們商定了“三不”的鬥爭策略，即：三天內，不工作，不提要求，不出代表。
工人們深知，只消中斷供應鏈，不出幾日，就會輕易地令隔壁豐田裝配廠陷入癱瘓。只要堅持罷工不提要求達到三日，他們預計電裝公司乃至豐田系整個生產鏈的損失將急劇攀升。
計劃果然奏效。週一一早，工人們走出車間，阻止貨運卡車出廠，開始了罷工。至當日下午，工業區內就有另外6家工廠關閉。第二天，由於零部件供應中斷，豐田裝配廠被迫停產。
第三天，按照計劃，工人們選舉出了27名代表同管理方展開了談判，工人方面的核心要求是800元人民幣的工資增長。談判持續了三天，這期間，電裝總公司的CEO還專程從日本趕來。最終，工人宣佈他們贏得了談判，工資增長了800元。
如果說2010年的這個夏天代表著工人們激進而有序的反對資本的抗爭，那麼，2011年的夏天則見證了兩場直接反對政府的群體暴亂。
2011年6月同期，大規模的工人騷亂震撼了潮州和廣州郊區的製造業基地，並且直接引致了大範圍有目標的財產破壞行為。在潮州市古巷鎮，一個四川民工在討薪的過程中，遭到多名持刀歹徒以及老闆兇殘的攻擊。此舉引起了幾千名農民工的不滿，並且集體在當地政府部門示威抗議。當然，工人們積蓄已久的憤怒還來自於其經年遭致的歧視和剝削，而雇主和地方官員在這些問題上永遠站在同一陣線。
抗議的組織者據說是某四川同鄉會，一個結構鬆散的半黑幫組織。這種組織大範圍擴散，蓋因環境之所迫，正式而公開的社會組織尚無立足之地。在包圍了政府辦公地一陣子之後，民工們又很快將矛頭指向了當地居民——他們認為當地居民對其有很深的歧視。他們大量地燒毀汽車、洗劫商鋪。地方政府最終不得不出動武裝警察來鎮壓騷亂，以及解散由當地居民自發組成的自衛組織。
僅僅一周以後，一場更加令人歎為觀止的暴動發生在了位於廣州市郊的增城市。事件起源於一位已經懷孕的來自四川的街頭商販被警察暴力執法推到在地。一時間謠言四起，在工人中迅速傳播。有傳言說與警察的爭執最終導致了該婦女的流產。無論如何，是真是假反正很快已經不再重要了。
不久，警察暴力事件再次發生，憤怒的工人終於發起了騷亂。他們點燃了警察局，對抗警察，還封鎖了一條國道。報道稱，另有一部分四川工人從廣東各地湧入增城，加入這場暴動。最終，人民解放軍被迫出動以武力平息騷亂。儘管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否認，騷亂被認為導致了一系列死亡事件。
近年來，工人的抗爭已經從防衛式走向進攻式。小的事件就能引起大規模騷亂，這說明了工人們的憤懣是極其普遍的。另外，沿海地區一直以來的民工荒指向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革，而這種變革也已經改變了勞工政治的動力。
所有這些向中國傳統上以出口為導向和“工資壓迫”為特色的發展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這種發展模式已經主導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政治經濟二十幾年。2010年罷工潮之後，中國媒體廣泛評論道，廉價勞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然而，如果物質上的實惠令人樂觀，那麼這種根深蒂固的去政治化實際上意味著工人無法從勝利中獲得真正的滿足。任何工人如果想要清楚地表達其政治訴求，一定會立即遭致右派的有效打壓。這些右派同其政治同盟軍聯合抵制，他們對此進行妖魔化，質問是否真的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混亂社會。
如果對於西方社會來說，並沒有所謂的“第二條路徑”，那麼在中國倒是的確存在兩條道路：一條是無摩擦和高效的資本主義專家政治（也就是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另一條就是一無是處的、野蠻兇殘和極端不理性的暴力政治。結果，工人只好自覺地順從國家意願，強制地將經濟和政治鬥爭割裂開來，從而將其訴求僅僅置於經濟的和法律的渠道，並且還要常被官方的意識形態所“和諧”。否則，殘酷的政治鎮壓即刻就會到來。
或許工人們可以在某些工廠贏得工資增長或者社會保險的福利，但是這種分散的、轉瞬即逝的和非主體化的抗爭無法真正轉化為長期有效的對抗霸權的組織，所以也就無法強制國家和資本在階級層面做出妥協。
國家也有代表工人強制介入的時候，在罷工談判中支持工人的要求，亦或是立法改善工人的物質條件和地位。在這些時候，它便被鼓吹為“善良的救世主”——它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因為工人要求如此，反而是出於其主動關懷愛護弱勢群體（官方話語裡工人常被指稱為弱勢群體）。
然而，只有通過意識形態把起因和結果割裂開，國家才能得以維持工人們是弱勢群體的假面。在這一點上，國家做得還是相對成功的。所以工人階級即使有其政治屬性，也只能被迫同其所應有的政治活動分開來。
要明白國家是如何保持這種形勢的，就一定要理解當今工人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地位。當代中國工人已經遠非文革宣傳畫裡面那些英勇雄壯的無產階級政治形象。在國企裡面，無論國家如何強調，工人從來都不是“主人翁”。但是他們還是享受終身雇傭制，工作單位仍然常常包辦其社會再生產的費用，為他們提供住房、教育、健康、養老，乃至婚喪嫁娶等福利。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在國有部門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減員增效和減少補貼等策略。中國東北老工業基地一度的社會和經濟脫節正有賴於此。儘管在今天很多國有企業裡面，其工人各方面的物質條件還是要好於其他企業，但是這些企業其實已經不斷地以利潤最大化的邏輯來運營發展了。
新興的工人階級首先獲益，他們主要是大量湧入東南沿海新興工業城市的農民工們。始於1978年的資本主義轉型，農民們一開始受益頗豐，因為市場可以提供給他們遠高於國家計劃的農產品價格。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猖獗的通貨膨脹使得農民們的這條收益也走到了盡頭。農村人口於是開始尋找新的收入來源。這時，中國也正開始在東南沿海地區敞開國門，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工業，這些農民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身為“農民工”這樣一個群體了。
與此同時，國家意識到有些計劃經濟下的制度在增加私有積累方面仍頗為受用。比如說戶籍制度，它將個人的社會福利同特定的地域緊密結合在一起。戶口是一個複雜的體系，並且是一種愈發分散的行政管理模式。可關鍵是，它制度化地切斷了農民工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完全割裂了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
這種人為的分割形塑了農民工抗爭的方方面面。年輕的農民工來到城市，在工廠、餐館和建築工地工作，或者參與小型犯罪活動，在街頭擺攤，乃至從事賣淫工作。國家卻從來沒有表態過他們正正經經地同城市居民一樣，完全平等，也沒有說過城市永遠歡迎他們。
醫療、住房、教育……農民工們從不享有任何城市居民所獨有的公共服務。他們甚至需要官方許可方可在城市逗留。上個世紀90年代直至本世紀一開始幾年，很多農民工都曾被拘留、毒打以及遣送回鄉，僅僅因為他們沒有那一紙居留許可。對至少一代的農民工來說，其首要的夢想就是在城市裡攢下足夠的錢，然後在20幾歲的時候回老家、結婚生子。
當然，很多其他的制度安排也都保證了農民工其實根本無法在城市紮根。社會保險制度（包含醫療、養老、失業、生育和工傷保險）都是省級統籌。這意味著，即使一少部分農民工有幸可以獲得雇主支持的社會保險福利，但是他們恐怕永遠難以真正獲得實惠——養老保險無法異地轉移接續，有和沒有、有多有少對於一個移民來說有什麼分別？工人們於是也就順理成章地只關心眼前的即時收益了，比如工資收入等。
因此，農民工主觀上並不覺得自己是“工人”，當然也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覺得自己是“民工”，是“農民工人”。他們在“打工”，而不是“就業”或者從事一項長期的事業。也許這種勞動關係的暫時性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通病，但是中國工廠裡工人的離職率可真是高得嚇人，有的時候一年之內竟然超過100%。
這對於工人反抗的動力來說意義深遠。比如，有記錄的關於工作時長的勞資衝突基本上不存在。工人怎麼會想要多花點時間來享受一個拒絕他們的城市？人力資源管理中所謂的“工作生活的平衡”對於一個18歲就在上海郊區一個工廠討生活的農民工來說有何意義？在城市裡，農民工就是為工作而生的——這可不是說他們的自我實現，而是說他們生下來似乎就是來打工幹活兒的。如果一個農民工的理解是他們就是來掙錢回家的，當然也就不難理解他（她）在城市時為什麼不要求更多“自己的時間”。
再如，為什麼每年春節前都是建築行業罷工的高峰期？春節假期是大多數農民工返鄉探望親朋妻小的唯一時節。建築工人一般都是在一項工程結束之後拿到工資。上個世紀80年代對該行業的撤銷管制，使得如今在該行業欠薪幾乎隨處可見。背井離鄉之前，他們就期待著更高的工資收入，如今當然也就不能接受兩手空空地返回故土。所以，罷工在所難免。
綜上，也就是說，農民工從未嘗試將生產場域內的鬥爭同社會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鬥爭聯繫起來。他們被迫同居住地的社區生活割裂開來，也不曾擁有任何作為一般公民的話語權。他們要求高一點的工資，卻不要求更多的休閒時間，或者更好的社會服務，更不用說什麼政治權利了。
資本與此同時也需要依靠一些行而有效的方式來攫取更多的利潤。
過去幾年工廠內最大的變革應屬各種不穩定就業的工人——臨時工、學生工，以及最重要的，派遣工——的井噴式增長。這對於美國、歐洲和日本那些深受其害的工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
派遣工人直接受雇於派遣企業。很多的派遣企業其實都是地方勞動局下屬的。這些企業派遣工人給各工作場所。這顯然起到了模糊雇傭關係，同時增強靈活性的作用。派遣工人現在是勞動力市場的一支生力軍（常常可以覆蓋一個工作場所一半以上的工作崗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基本上存在於各行各業，從製造、能源、運輸，到銀行、醫療、衛生和服務業。如今，勞動派遣已經發展到了私營、外資、合資乃至國有企業。
還有一個大的趨勢不可忽視，那就是工業資本已經開始逐漸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種所謂的資本的“空間調整”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效應，並且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全新和革命性的潛在可能。這些可能性是否可以付諸現實，恐怕也只有實踐方可檢驗。
富士康，作為中國最大的私營雇主，其案例在此有指導意義。10年前，富士康從其母公司所在地的臺灣搬遷到了深圳。然而，2010年富士康工人連續自殺，公眾至今持續審視其軍事化和異化的工作環境。這些使其不得不再次搬家。這家公司現在正在削減其在深圳廠區的工人數量，同時在內地的一些省份建設大量的新的生產設施。兩個最大的項目，一個在鄭州，一個在成都。
內陸地區能夠吸引此類公司並不難理解。儘管深圳和其他沿海地區的工資仍然遠低於國際水平（每月少於200美元），內陸省份比如河南、湖北和四川的工資幾乎可以比前者再少一半。很多的雇主也都認為，這些農民工來源省份將能提供更多的勞動力。並且，寬鬆的勞動力市場可能還會給他們帶來很多政治優勢。他們很有可能想對了。對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故事其實我們並不陌生：美國的勞工史學家Jefferson Cowie曾經研究電子設備製造商美國無線電公司長達70年的尋求廉價勞力的過程，他發現了一個非常類似的歷史進程，這個公司以此追求為動力，先是從美國新澤西州搬遷到了印第安納州，接著又從印第安納州搬到了田納西州，最終落戶墨西哥。
對比於中國沿海地區在過去二十年間給予了跨國資本極其有利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內地未來將會很不一樣。勞資矛盾雖然可能不分區域，但是階級鬥爭卻因地而異。
那麼，中國內地特殊在哪裡？為什麼對它要保持謹慎的樂觀？在沿海地區，農民工只是臨時居民，他們的鬥爭因此是短暫的。在內陸地區，他們卻有可能建立起長期穩定的社區。理論上來講，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將生產和再生產兩大鬥爭領域結合起來。這兩種鬥爭的結合在沿海地區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因為其在空間上便是截然割裂的。
就比如說戶口問題，農民工過去大量湧入的大都市都有著嚴格的戶口限制，即使是一個研究生畢業的白領工人，想要在北京這樣的城市拿到一紙戶口也是難上加難。
小一點的城市獲得戶口的制度障礙相對而言少得多。我們不妨猜測一下這將會如何改變工人抗爭的動力。如果說農民工原先所設想的個人生活軌跡是，在城市工作賺錢幾年以後返回老家，開始家庭生活，那麼現在在內地工作的他們可能想法會全然不同：因為他們現在不是“工作”，而是“生活”在這裡了。
這意味著農民工這下子很有可能要在他們工作的地點長期紮根了。他們要找對象、買房子、生孩子，還要送孩子上學。一句話，就是參與社會再生產。
在此之前，雇主根本不需要支付足夠其城市生活的工資，似乎也沒有人期望如此，因為很明顯工人最終必將回到農村安居樂業。但是如果在內地，農民工就很有可能要求一個體面的生活及其所需要的一切了——房子、醫療、教育，以及失業和老年的保障。他們也會想要享受給自己和社會生活的閒暇時間，這在原來可是不可想像的。
這些提高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工人的反抗可能會被政治化。在沿海地區工作的農民工從來不要求體面的公共服務，但是當他們在內地可以獲得居住權的時候，他們自然便會廣泛地要求這些福利。這樣的話，傳統上隔絕在工作場所內部的鬥爭很可能就會被突破。工人們要求社會保障，那麼矛頭就會直指國家而不再是單個的雇主。於是，一個可以普遍化的對抗模式的基礎就這樣誕生了。
雖然農民工的反抗很容易被賦予英雄壯麗的浪漫主義色彩，現實可能遠非如此。我們最常見到的工人對於糟糕的工作條件的反應其實只是辭職換工作或者乾脆打道回家。這種現象，當他們現在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時候，也極有可能發生改變。情況便會是，農民工會堅持到底，為了他們的社區，並且同他們的社區並肩而戰，絕不會再退縮逃避了。
工人們先前的經驗可能會增強他們的戰鬥力。很多農民工都曾經在沿海地區有過工作和鬥爭的經驗。年長的工人相較青年一代可能會稍欠戰鬥熱情，但是他們對付剝削的老闆及其政治同盟者的經驗可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
最後，工人也有更多的社會資源供其支配。在沿海地區的大城市裡，從當地居民那裡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很多的社會同情和支持，就像在古巷鎮騷亂當中的那樣。如果在內地的話，他們可能有朋友或者家人在附近。這些人可不是簡簡單單的勞工的支持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可以從漲工資或者社會福利中撈到好處的一群人。這便更為工作場所鬥爭的擴大化，同時整合諸多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很多左派人士願意相信永久鬥爭就是為了鬥爭而鬥爭。中國主流的階級鬥爭的形式也的確已經不斷給資本積累帶來諸多大的麻煩。
但是，工人們其實被剝奪了政治活動的可能。一個極端不平衡的態勢擺在眼前：一面是工人們零星的反抗，不規則也無策略；另一面是國家和資本應對危機的自動自覺和同心協力。
迄今為止，這種碎片化和朝生夕死的鬥爭形式尚無法對中共党國的基本政治結構和統治意識形態構成任何威脅。作為一個全球化的趨勢，資本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其壓制忤逆者的強大能力。如果工人們的戰鬥只是簡單地迫使資本毀掉一個工人階級，同時在其他地方製造出一個新的（好鬥的）工人階級，我們能說這算是工人階級的勝利嗎？
資本積累已經重組陣地，中國工人階級的更加持久的組織形式也應運而生。這種形式不但可以擴大社會鬥爭的領域，而且還會催生出建立在更加廣泛基礎之上的政治要求。
黎明到來之前，一切仍然是他們的——亦是我們的——老對手先行一步。
*為什麼雇主基本上不雇傭工賊？這個問題不能簡單而論。一個解釋是說政府不會支持他們這樣做，因為這會惡化矛盾並且導致更為嚴重的暴力發生，甚至影響社會秩序。另外一個因素很簡單，由於沒有工會的制度性支持，再加上國家也常常施加壓力，工人們罷工基本上超不過兩天。於是，可能雇主根本也不那麼需要雇傭工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