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地球上極珍貴之物，是人類以至萬物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使用潔淨的水原為人的基本權利，但現在它卻被大資本家從公共資源轉變成拿來交易的商品。水務私有化這列死亡火車鳴起啟程的氣笛，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也幸運地搶搭上這班車。
中國原本就是一個水資源缺乏的國家，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人均佔有量的四分之一。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及城市化，導致水資源的污染空前惡化，使其短缺問題只會更為嚴重。目前，中國大陸三分之二城市缺水，其中110個嚴重缺水。過去七年，中國人均用水量下降了1.7%。
在供水服務上，由於資金投入不足及管理不善，許多城市的舊區（常常也是貧民集中地）的供水服務素質持續下降。在農村，由於缺乏資金，今天仍然有3.6億農民沒有自來水供應，他們當中更有不少因為無錢打深井而嚴重缺水。
中國政府的對策，是採取新自由主義方針，引入市場機制，在供水服務上實行大規模的商業化與私有化。他們強調唯有落實「使用者付費」概念及提高水價，方能使民眾意識到節水的重要性。無論政府的門面話說得怎樣漂亮，這些政策的客觀效果都是一方面大大增加國內外水務企業的商機及利潤，另一方面使普通百姓百上加斤。目前，全國現有系統內城市供水企業600多家（不包括企業自備水廠），職工28萬多人，年銷售收入總額180億元左右，對水務公司來說是一塊大肥肉。
從公共資源到發財工具
1949—1978年期間，中國實施指令經濟。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公共事業皆屬國營，在水務方面，所有供水和污水處理等水利建設皆由國家出資興建和維修。中國政府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給予水務大量補貼，以維持低廉的水價；計費方式是採「包費制」[2]，而非以量計價。改革開放前城市水價一直保持較低水平，甚至有的年份還有所下調。老一輩人至今還記得一毛四分錢一噸水的年代，而污水處理收費更是1990年代中期才有的事。
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投入資金不足，以及管理落後、官僚主義嚴重，從水廠到管網都非常殘舊，造成水質不好，滲漏嚴重，用戶也沒有養成節水習慣。有些地方的官僚主義嚴重到出現隨意斷水、拖延修理、漠視水質等等侵犯消費者的行為。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中國自此由指令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1980年首先取消用水包費制，普遍安裝水表。1984年實行超過定額用水就加倍收費的制度。直到這個階段為止，這些改革都有合理的一面，可以有效促進居民節水，又沒有廢棄原有的政策的精神，就是視水為公共福利。可是，從1991年起，中國政府正式把供水服務的定價原則規定為「成本 + 費用 + 稅金 + 利潤」，也是說，正式把供水服務從公共福利改變為盈利項目。在此之前，官方傳媒已經不斷為這種重大改變製造輿論，把過去供水服務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視水為公共福利的政策，認為這樣導致人們浪費食水。其實，由於投資不足而造成的水管滲漏，其浪費的食水可能比居民浪費的更為嚴重。建設部原副部長李振東提供了一組資料，2002年對408個城市的調查顯示，平均滲漏率為21.5%，每年浪費食水100億立方米，相當於全國3年的節水量。
同時進行的改革還有：
──城市供水和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的主要承擔者從國家改變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帶頭組建大型國有企業，把當地的所有同水有關的服務全部包括進去，基本以商業原則經營，只是水價仍然多少受監察而已。以前水務公司被列入為福利性的「事業單位」，改制後變成盈利性的「企業單位」。
──中國政府同時逐步放寬對民間資本（包括外資及國內法人投資）的投資限制，鼓勵它們進入供水等公共事業。這樣，不僅像蘇伊士理昂、威力雅環境、泰晤士水務等跨國水務公司全面搶佔中國水務市場，而且也造就了一大批本土大型水務公司，分享每年180億元的大市場。過去幾十年所積累的4000億元的公共水務資產，也從此成為名為國有、實際成為商業化機構所壟斷的資產，或者是被變賣給中外資本。這是一場沒有私有化之名的私有化。
導入市場機制後，水不再是政府提供的福利，價格自然飇升。中國三十五個大城市的平均水費，從1988年1度0.14元，到2003年已經漲到1.26元，升幅超過八倍。北京從1989年到2003年，14年間水價漲了九次，從0.12元漲到2.9元，漲幅23倍。其他城市水價沒這麼可怕，但是漲福也相去不遠。國家統計局計算到2005年九月，平均水價是2.29元。水價漲幅遠超過油價調整的幅度。[3]
早在1985年，董輔祥、董欣東做過研究，結論是當水費佔居民收入的比例大於2.5%時，居民就會認為偏高，要節約用水。[4]幾年前幾位學者在北京、河南、內蒙古、寧夏、山東五個省進行調研，發現在最貧窮的居民中，水費收入佔月收入遠遠超過2.5%（見下表）。[5]
表一：不同收入水平戶水費和電費月支出佔月收入的比重
不同收入戶
水費佔收入的比重(%)
電費佔收入的比重(%)
1/5低收入戶
4.19
11.62
1/5中等偏下收入戶
1.87
5.05
1/5中等收入戶
1.26
3.55
1/5中等偏上收入戶
1.20
2.69
1/5高收入戶
1.40
2.37
從上表可見最低收入戶，單是水電費支出已經達到月收入的15.8%﹐,不能不說是沉重的負擔。一篇叫做《節水意識》的小說記載了貧民為了節省開支而學懂了各種用水秘訣：「把水龍頭開到最小，僅流出細線般的水流，水表就不跑字」；又或者到公廁用公共水龍頭，結果公廁成為最熱鬧的地方，水龍頭前排起了隊，從洗衣服、洗菜到擦拖把都有。
外國資本首先吃個飽
日益嚴重的缺水問題正不斷推高水價，而受到水價上漲的吸引，國內外資本正加快進入中國水務市場。[6]1992年法國蘇伊士集團（Suez）投資廣東中山市坦洲自來水公司，是外國水務集團資金直接介入中國自來水業的開始。隨後，該集團（蘇伊士）聯合香港新世界基建投資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迄今爲止，中法水務已先後在中山、廉江、鄭州、保定、瀋陽、吉林、三亞等多個城市興建了15家合資水廠，投資總額達二億元。[7]
在最初階段，中國政府只是在水廠及污水處理廠的建造及經營上引進外資。蘇伊士里昂水務集團廿年來參與建造了一百多個水廠，其中直接經營的有十三個。另一家法國公司威望迪則較晚，只造了兩個水廠，但是1997年它同天津市供水部門簽訂的一項合資協議，不僅讓它佔有55%股權，而且第一次讓一家外資經營現有的水廠（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能經營自己所建造的水廠）。但是由於利潤豐厚，近年已大量吸引其他跨國公司參與競爭，包括泰晤士水務公司、安格利水務公司等。許多地方為了引資而不惜向外資作了高利潤保証，高達12%－18%的投資回報率。國家統計局1999年提供的報告証實，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所有產業中，最有利可圖的產業竟是自來水廠。1997年中國政府終於宣佈停止外資的利潤保證，但是據業內人士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地方還是變相保留了利潤保證，即使利潤率可能有所下降。
1996年，沈陽市政府給予興建沈陽第九水廠的香港匯津公司的保証回報率異常高：第2－4年為18.5%，第5－14年為21%，第15－20年為11%。這種高回報拖垮了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因為它向市民供水的價格只是每噸1.4元，而向匯津公司買水的價格卻是2.5元一噸。2000年，沈陽自來水總公司虧損高達2億多元人民幣。該公司總經理張國祥說：「價格和數量都定死了，外資的投資等於沒有任何風險。匯津在五年前就拿回了全部投資本金，剩下的15年就是回收利潤了。」[8]為甚麼分明是損己利人的事都要做？2002年三月初南方日報的網頁隱晦地說：
「高回報率的背後還閃現著腐敗的影子。……原沈陽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遲若岩（後升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因涉及『慕馬案件』被判刑。據知情人透露，在遲的一升一調的過程中，自來水公司的業績一落千丈，其中的重重疑點被有關方面稱為『水務黑幕』。」
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年年虧損，在挪用完其他資產後，只好硬著頭皮和匯津攤牌，2000年底雙方達成了「諒解」，總公司買回匯津在第九水廠所佔股權的50%，投資回報率降到14%。經過改動合同後，總公司少付兩億元，可是不僅外資仍然享有利潤保證，而且14%回報率也實在不低。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其中對水務市場更是一步到位地向外資開放，不設過渡期。2002年3月，原國家計委在新公佈的《外商投資産業指導》中，將原禁止外商投資的供排水城市管網首次對外資開放。此舉意味著外資擁有了向用戶最終零售水的權利。[9] 抓住這最後一環就等於抓住巨量現金收入。同年，蘇伊士里昂屬下的中法水務公司終於與沈陽自來水總公司達成全面合資的協議，合資範圍包括污水處理、自來水銷售及管網建設。中法水務說，他們有先進技術及有效管理，可以為合資公司節省成本。但問題是，省下來的錢會落在誰人口袋？
本土水務資本青出於藍
據業內人士估算，外國資本對中國水務的投資僅占中國水務全部投資額的1%。中國畢竟太大，外資很難一口吃得下。中國的城市供水企業，絕大多數仍然是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雖云是國企，但基本上是商業性運作。近年來這些水務國企或者變成中外合資企業，或者紛紛上市集資，發展成巨型的壟斷性水務公司或公用事業公司。以此為主業的上市公司有首創股份、原水股份、創業環保、武漢控股、南海發展、錢江水利等六家，而首創股份在跨地區經營中又表現得最為出色。它現在已經跨出北京，逐步把經營範圍擴張到各地，形成區域壟斷優勢。
除了跨地區經營之外，水務巨頭還採取跨行業縱向兼併的經營方式，把供排水、水電、水源工程、管網建設，節水、污水處理以及相關設備生產等一系列產業一手包辦，形成壟斷性經營。例如，2001年底，深圳市水務有限有公司成立，是中國首個結合原水供應、自來水供給、排水、污水處理、中水回收利用等事業於一體的大型水務集團。這家上市公司坐擁50億元資產。本土資本的嶄露頭角，開始使外資水務巨頭感到巨大競爭壓力。
中國雖然還經濟落後，可是由於有較為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強大的政府調控能力，所以不是普通的發展中國家，而是有相當實力的資本主義強國。因此，不管是一般行業，還是水務行業，本土資本都有一定能力跟外資競逐國內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沈陽自來水總公司最終能夠迫使匯津修改合同。一位本地自來水公司的頭兒就蠻有自信地說：「給我政策，給我那麼多錢，我也能買水廠，做的會比外資還好呢。」
這些本土水務公司由於從頭開始就同政府關係密切，而這種公關資源是外資所無的。比如北京首創公司，本身就是北京市政府重組後再分離上市的，主要高級管理人員都是原北京市計劃委員會的人員，這種官商的背景使他們佔有莫大的優勢。
這些本土水務公司雖然變成了商業化企業，可是官商作風和壟斷行為並沒有真正解決。一篇文章這樣反映民情：「供水之『惑』聚含了供水企業、物業公司、物價部門、城市居民之間的許多困惑、質疑、爭執、不滿、憂慮，體現了城市供水管理上的極度不和諧之痛，而這種不和諧現象歸根到底就在於供水企業的壟斷地位，以其獨家經營的姿態坐享壟斷利益，使供水市場缺乏相應的競爭機制，導致了諸如高價收費、濫收費用、強行收費、自行斷水等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10]
員工的悲哀
中國水務的商業化和私有化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巨大的裁員壓力。一旦同國際市場接軌，管理層自然會以外國的標準來衡量本地的人手配置。據說，國際上供應1萬噸水只需8名員工，如果按此標準，那麼，全國28萬水務員工就有一半要裁掉。事實上，裁員潮早就開始。1995年，中法水務在沈陽興建的第八水廠，營運時就把原來的300名員工編製縮減為100人。僥倖留下來的人，也往往飽受待遇下降的厄運。比如，原紹興市斗門、城南、皋埠等鄉鎮水廠被併入市自來水公司後，職工收入由原來的人均收入五萬餘元下降到現在不足三萬元。不少職工心態失衡地說：「辛辛苦苦幹一年，只抵款爺宵夜費，埋頭苦幹幾十年，今日下崗再就業。」
「至於那些被收購或是被『特許經營』後的水司，職工由原來的『水司人』變成了『打工仔』，無論收入高低，這種社會角色的變化都會造成職工心理落差，而這種心理的落差無疑會給職工帶來情感上的失落。」[11]
不過，常德市的自來水公司員工則作出了一個榜樣。一家叫金鍵米業的公司一接手經營自來水公司就實行裁員，但是員工進行抗爭，直至金鍵米業放棄接手為止。
但是，這些成功例子畢竟只佔少數。由於中國政府不容人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雖然居民和水務公司員工的利益屢屢被侵害，卻很少能夠採取什麼行動，或者即使採取行動，由於官方對民間運動的壓制，想要成功也很不容易。
[ 註解 ]
[1] 區龍宇是香港全球化監察編輯，魏雁竹是台灣輔仁大學學士。
[2]「包費制」──即根據城市居民家庭人口，按戶收取一定數額的水費，水費與實際耗水量無關。這是由於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居住條件差（房屋的成套率較低）、供水設施落後等狀況決定的。
資料來源：秦玉林，〈淺談中國城市供水價格和汙水處理收費的有關情況〉，2001年7月5日，http://www.cin.gov.cn/INDUS/speech/2001072303.htm。
[3] 李挺生，〈遇水則發的中國水務股〉，《萬寶週刊》第639期。
[4] 《中國水務問題》，李強、沈原、陶傳進、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71頁。
[5] 同註4，59頁。
[6] 李丹，〈水價上漲的資本誘惑〉，《中國科技財富》，2006年6月號。
[7] 王媛，〈33億水務盛宴的背後〉，《南方周末》，
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1072/2288779.html。
[8] 吳阿侖，〈《財經》雜誌：「洋水務」遭遇中國水土〉，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3987，2001年7月9日。
[9] 王媛，〈33億水務盛宴的背後〉。
[10] 〈鄭州「水惑」惑在哪？〉，《大河報》，2005年12月16日，http://www.hnby.com.cn
[11] 〈市場化供水員工思想狀況分析與對策探索〉，2005年1月12日，中國水務網
http://www.cnwaternes.com